三秋时节的荆楚大地，到处生机勃发、活力涌动。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中共荆门市委主办，中共沙洋县委、中共钟祥市委承办的2014国家治理高峰论坛湖北峰会暨“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第三届年会，于10月16日-18日在荆门市彭墩村举行。

　　本次论坛分为开幕式、开题演讲、主题研讨等环节进行。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荆门市委书记万勇致辞，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喻立平代表主办单位致辞，荆门市委副书记、市长肖菊华主持开幕式。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中心研究员罗天昊作主题演讲。湖北省委党建办主任张建文、湖北省住建厅副厅长赵俊、湖北省国土厅教授级高工陈平、山东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委书记刘嘉坤、武汉市竹叶山村党委书记陈志福等参与主题研讨。研讨环节分别由荆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本举，人民论坛杂志社副总编辑、人民论坛网总编辑陈阳波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村党委书记（支书）等基层带头人、湖北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荆门市各县（区）委书记、中欧商学院校友会代表及媒体记者等300多人与会。

　　本届峰会以“新型城镇化——我们在行动”为主题，与会者围绕新型城镇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地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此次论坛成果丰硕，回答了目前社会关切的五大核心问题，对基层治理及稳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平台推广价值。

　　（一）新型城镇化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城镇化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关键要解决三个问题：农民如何转为城市居民、农地如何转为城市用地、农业如何转为城市产业。荆门市委书记万勇在致辞中指出，此次峰会聚焦“新型城镇化”主题，践行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契合了“四化同步”发展方向。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都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用辩证的思维、清醒的研判，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的过程中积累成果，为荆门跨越发展注入持续而强大的正能量。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农谷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运用创新思维，提高“创新情商”，以敢为人先的锐气激发热情，以上下求索的执着砥砺智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郑风田教授指出，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轨时期，土地已经实现三权分置，宅基地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土地抵押贷款也逐渐明朗化。近十几年的发展经验证实，将土地做抵押换取银行贷款搞建设，是一条完全可行的道路。中央对土地制度改革大方向的定调，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政策、资金、红利摆在眼前，各村镇带头人要引领农民抬头看路、把握机遇，最终在不依赖“等、靠、要”的前提下，根据当地资源禀赋走出各自的城镇化道路。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模式选择，宋洪远研究员在会议上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就要以人为核心，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以城市为依托、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来推进城镇化；二是以村镇为依托，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他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模式和以村镇为依托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模式两种类型，并针对现实中的问题，分别阐述了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歌猛进，农民的形象也悄然发生变化。农民不再是二元社会中、户籍上单纯的政治身份，它更是积极参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职业象征。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农民“散户式”粗放经营、职业技能跟不上产业步伐、无法充分参与竞争已开始成为农业转型、农民增收、城镇化提质的绊脚石。

　　面对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问题，郑风田教授表示，应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大培训投资、注入人力资本，用以武装农民头脑已经势在必行。

　　（二）新型城镇化有何特点？

　　如果我们对新型城镇化没有一个全面、系统地准确理解，在实际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就会出现过于强调某些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很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旧的问题解决了一些，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许多。而此次论坛，与会领导与专家对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具体到基层又有哪些表现，进行了热烈讨论。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喻立平表示，新型城镇化有以下核心基础：一是以人为核心，二是以文化人为核心。三是要有序推进城镇化。

　　宋洪远研究员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三个转折与三个特征进行了梳理。三大转折：中国城镇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和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一共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转折是1978年至2001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长足进步，城市规模扩大，中小城镇快速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基础。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自此“城镇化”开始不断地出现在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并伴随着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第二次转折是在2001年至2002年，一方面总结欧美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中国城镇化实践又出现新的突破、新的升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里，鲜明地提出中国的城镇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三个阶段为2002年至今，是转变发展方式，协调城乡发展，大刀阔斧提高城镇化覆盖率的过程，同时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建设教训，力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三个特征：从城镇化概念的第一次提出，到如今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的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加快。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17.9%，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6.2%，2013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3.7%。从1990年至2010年的二十年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98个百分点，从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4%，尤其是最近三年城镇化率平均提高率高达1.45%。二是城镇数量大幅增加，大中城市数量增速更快。2005年至2012年，我国大城市数量由262个增加到288个，我国100万至4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数量由100个增加至113个，全国小型城镇数量也由1978年的1.7万个增加至2011年的1.94万个。三是城市规模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边小”的特征，其中50万至4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占76.7%，4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占4.9%，50万以下人口的小型城市占18.4%。

　　（三）新型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农村，农民唯一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无论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征用，还是农业用地流转为非农用地，在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利益纠葛，成为整个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关于征地拆迁流血事件如此频繁地发生，到底是什么规律在支配它？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给出答案：一是城镇化，二是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们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快速发展。13亿人口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走向现代化，伴随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城镇化，就是大批的农村人口将转成城镇人口，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基层是城镇化的主战场，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精神，以中央制定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为遵循。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需要人口的聚集、产业的转型、工业信息化的支撑，更需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政能力的提升，需要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郑风田教授指出，新型城镇化过程考验基层“带头人”治理水平。一些矛盾冲突给村干部敲响了警钟，“带头人”是城镇化利益分配中的“切糕人”，如何贯彻中央以“人”为核心的精神，如何遏制政绩冲动、不盲目铺大摊子，如何让农民切切实实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实惠，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容不得半点松懈和马虎。

　　湖北省委党建办主任张建文表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村民到市民的变化，这不仅仅是身份的变化，更是包括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这个深刻变革，实际上就是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基层党组织要适应这种变化：一是用党建科学化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二是必须以党建制度的改革来引领行政体制改革。三是用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现代化引领群众自治的现代化。

　　（四）过去我们在城镇化中的教训是什么？

　　中国的城镇化实质是由人口迁徙带来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变迁。未来20年仍然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高峰，还有两亿多人要进入城市，到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才能趋于稳定。所以，未来的发展一定要吸取前一阶段城镇化的教训。

　　与会者普遍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泛城市化问题比较突出。截止到201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53.7%，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两项统计相差18.7%，尚有两亿多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就业却没有户口、住房，如同建房搞了个半拉子工程一样，这被形象地称为“要人不要命的城市化”。第二是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方式粗放，2000年至2011年，全国城市的辖区面积从1.6万平方公里增长到3.72万平方公里，增长率是1.296倍，但是城市辖区人口由2.86亿人增长到3.98亿人，只增长了39.2%。由此看出，土地的城镇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没有实现人和地的协调、同步发展，这被形象地称为“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三是城市的规模和布局与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不匹配，城市发展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带动力不强。一方面，资源过多向大城市倾斜，超出了城市承载能力，造成城市堵、环境差、房价贵的恶性结果。另一方面，公共产品服务向农村延伸不够，产业带动力不足，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产生“城乡不均衡，工农不协调”的城镇化。

　　郑风田教授指出，我国大都市集中了大量资源，而中小城镇、农村才是吸纳人口最多的地方，但资源却严重不足。他强调，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趋势是农村的城镇化，而不是泛农村的城镇化，由小村庄逐渐建设成小城镇再演变为镇改市才是正常路径。

　　（五）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哪些基层经验可借鉴？

　　令人瞩目的是，近几年，湖北荆门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尤其在新型城镇化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在改革创新发展方面都走在了湖北甚至全国的前列。钟祥市市委书记马朝晖指出，近年来，在推进中国农谷建设的过程中，该市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以“四化同步”为路径，以规划引领为指向，着力建设“跨江双城”，强力推动扩权强镇，倾力打造秀美村庄，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先后实施了莫愁旅游新区生态示范区、柴湖移民振兴发展示范区、胡集扩权强镇示范镇、冷水田园式新型农村社区示范带、彭墩“1+5”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建设，极大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全市城镇化率达到55%以上，为争创全国百强县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专题研讨中，襄阳市保康县尧治河村党委书记孙开林，钟祥市柴湖镇党委书记粟建湘，荆门市钟祥市彭墩村党总支书记张德华，武汉市江岸区竹叶山村党委书记，武汉竹叶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志福，沙洋县官垱镇党委书记全昌国等先后发言，畅谈了他们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遇到的鲜活案例，以及他们的深入思考。

　　保康县尧治河与城不沾边、与县不沾边、与镇也不沾边，是一个典型的高旱边缘山村，城镇化对尧治河来说一直是一个奢侈的愿望。党委书记孙开林表示，彭墩村、神农架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以风景区吸引周边的城市人口旅游而带动乡村发展、村民致富。近年来，尧治河一直按照这个思路大力开发旅游业，被认证成为国家4A级景区，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获得了“全国文明村”“全国农业优秀县”“示范村全国绿色矿山”等荣誉称号。

　　粟建湘指出，作为湖北省最年轻的开发区，柴湖最大的机遇就是省级战略的实施和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政策的落地。因此，柴湖镇要用尽行政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服务等多方面优势，主动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把行政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彭墩村过去是全市有名的贫困村，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4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张德华表示，为建设“中国最美乡村”，彭墩村党总支成立了“彭墩村创建中国最美乡村领导小组”，确立了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发展思路，先后投入2.5亿元，用于“美丽彭墩”的建设，使彭墩的村容村貌、自然环境、人文景观、乡村休闲设施独具特色。

　　武汉竹叶山村带头人陈志福认为，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就无法很好解决村民就业和收入问题。最终建成的城镇只会变成空城。山东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委书记刘嘉坤介绍说，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关键要结合自身优势做好产业，九间棚村开发并延长金银花产业链，目前仅药草产业年产值就超过3亿元。

　　基层带头人的研讨交流简明深入，给人启示。参加研讨的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中共荆门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本举致闭幕词，他指出，“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历经三年，方兴未艾，渐入佳境。本届论坛年会议程紧凑、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实现了论坛的外延扩张和内涵充实。唐朝名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论坛会员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理应争做智者、勇者、仁者、信者。

　　闭幕式上，荆门市委与人民论坛杂志社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表示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致力于把“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打造成更具影响力的品牌论坛。